古清溪高梁寺住持释永明说起山中被盗走的佛像很心痛

被盗走佛像的地方依稀还能看见原来的模样

这个佛洞的主体佛像在今年被盗

　　四川大学的美术教授秦臻2010年去内江高梁寺考察石窟，今年初再去，就发现整面石龛荡然无存。我们试图以内江为起点，沿沱江这条最不为人知的石窟线路进入山乡间，然而摊开沱江周边地图，先是被地名吓一跳。以安岳县为最，满眼看去叫“观音”“佛耳”“燃灯”“菩提”“白象”的地方就多得几乎数不清……

　　小庙堂大方丈

　　高梁寺不通公路，一个几乎在所有地图上都找不到标识的地名，甚至完全不知是寺院还是地名，只知道在清溪。古籍对于高梁寺尚有记载，整个寺是要占据几座山的地盘，民初还有阶梯式四层大院。李白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原是沿沱江水路入渝要道，古清溪原本有大小清流两条河。清溪这样一个不像地名的地名，在解放前一直是个大县，还找到一些文字留存。至于现在地图上的古清溪，就是地域内一个小河边的村子，已经和过去繁华的交通枢纽大县毫无关系。近半个世纪屡遭改革，时而归属内江，时而归属资中，当地人说解放前因为山地多森林茂密，已经成为土匪出没之地。现在还能找到一些残垣断壁，但清溪县的没落使高梁寺也变得几不可寻。

高大的摩崖石刻菩萨，面部圆润，饰带头冠精细，形貌几乎完美无缺

　　一再向当地人打探，又因为泥石流修路而改道，终于在一条柏油路旁看到一个半圆形的洞窟，里面一尊新修佛像，还有“古清溪治”四个摩崖大字。酷暑的正午，沿路最近人家不耐烦地说这小洞就是高梁寺。实际上绕山而上，路边有一块奇怪的手写路牌，写着“高梁寺佛学院欢迎您”。山顶密林中一个全石结构的高大山门突现，还没进去，居然就有穿着整整齐齐又能说普通话的住持师傅在门口双手合十远远问好。“听到山下狗叫就知道有客人，虽然你看不见山顶，其实我们全都知道。”庙宇内外只有两三位僧人，建筑极其规整雅致，唐代的碑与石梁仍在。果然也就几分钟工夫，师傅就在侧殿备好了各式斋菜，薯泥丸子、甘醇的米汤，庙里这日正好给某家做佛事，至少二三十名上年纪的信众就打着扇子看我们吃。

　　有石窟的地方必有寺庙。但是内江的石窟很难以俗谚来阐释其归属。“文物保护有文物局的经费和人员，寺庙则归宗教事务局来管。”住持释永明也不过40多岁的年纪，就是清溪本地的村民，20岁因为太过淘气，给家人送去大足出家，又辗转了四川几处庙宇，终于还是回到自己老家来整理高梁寺，迄今已有6年。他生怕来者把他当骗子，先把自己的几个证件，还有庙里的各种证件甚至卫生消防都引着去看一遍。“现在的和尚很多假的，连我也怕。”师傅以“北京来的”——“来看山上的菩萨”，一路向村民介绍着我们。沿路都是来和他打招呼的村民。

　　释永明抬脚就把山脚的新冒尖的竹笋一下子踢倒——这些并非为了食用，而是再长就会遮挡了路。从行政规划上高梁寺所在的山地属于清溪村，被盗的石刻就在这座山的背阴处，还能见到深深青苔的石板路，已经被无数丛林淹没，蚊虫多得人无法立足。即使是山里人也得手脚并用才能进入，路边看得到风化的圆而模糊的石兽。大约有七八个大小石龛，从残迹上可以数出有30多尊大小佛像被铲下，主佛像有1米多高，其余都是半米内的小像。这一面山崖基本已经空了。“最靠近里侧的两个龛是今年初最先被盗，结果警察只是看了一次，就没下文了，大概一个月内，小偷又来了第二次，这次基本把能砍的都砍走了。”真正记录在警方的作案时间是2012年1月9日晚上，而两个月后此案告破，还抓到了犯罪嫌疑人。

　　山崖下方有连着一处五六个房屋，叫和尚湾。“以前高梁寺僧人住的地方，地名还在，早就是村民居住了。”高秀英年纪五十来岁，穿着一件绣着某工厂标志的旧帆布工服，她说“这是孩子打工回来给我带的”。砸佛像的那几日高秀英一直能听见声音：“他们都是夜里来，我能听见叮叮咣咣，但是我第一次就问过警察，这事谁管？没人答复，后来我就不敢管了。”她和丈夫及公公生活在一起，家里在山上种着竹笋、花生、玉米。“这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去重庆的多，因为道路比较近。整个和尚湾原来有二三十户，算作一个大队，现在平时只有我这一家三人，田地很多都荒芜了。”方圆几里都是山。“我们和走的邻居说好了，谁家被偷就偷了，我们不给看房子，小偷太凶了，连柴草都搬，我就只好养着狗，但人我是绝对不敢出来的。”那天石窟被盗的夜晚下着大雨，高秀英听见响动，她告诉记者：“只能心里念佛，觉得造孽。”

　　文保与宗教协会的交叉地带

　　释永明在重庆大足还有一所更气派的禅院。“大足的管理方式，是把石窟都围起来，你要看就付140元的门票。”虽然寺庙和石窟名义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实际上，庙宇归宗教事务局管理，有名录的大型石窟归文物局管理。“文物局每年拨多少钱给一个点，这里的工作人员是文保单位的，收票归文物部门，看管都是正式员工有工资。”释永明曾经也想自己把后山这一片石窟“盖个小房子，放一个人在那里，把石窟周围修一条小路，和高梁寺连接起来，这样有些人去上香，我们就摆些香火”。农民出身的住持是个很实际的人。“我估摸着这个石窟周边建造就需要20万元左右。”这笔钱无处申请。虽然是荒野一个小庙，住持几乎相当于很严谨的管理者。“你去向上面申请经费，肯定是不行的。我想给高梁寺整修道路打过好几次报告，但实际上还是靠我自己化缘。”释永明刚刚筹得一笔30万元的款项，他说，“下次你来就可以直接从公路上的入口进入我的寺院脚下了。”

　　“我们不能干涉文物部门工作，他们也不会侵占我们的地方。但是两个方面却有很多争管地带。大足的石刻和庙宇是分开管理。如果我去管了，文物部门又要来收门票，那我就引起矛盾了。”作为寺庙管理者，他的第一要务并不是保护文物，释永明甚至更推崇自己从缅甸请来的玉造像等，说“这是我的镇寺之宝”。他说并非不珍爱那些唐代石碑、石刻造像，“只是这些东西如果真的那么好，文物部门就会来拿。就是因为我后山这个石窟其实不算好的，所以我才有权去管，可是这笔钱还没有到，就被偷了”。从心理上寺庙始终觉得石窟是自身一部分，释永明说：“我在这里6年，每年都要问问相关部门，有没有修路和让我管那些石窟的计划和经费，答案都是经费紧张。”

　　下午按课时敲鼓念经，看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乡民，就知道释永明还是有底气。每年四次农历十九，在高梁寺附近烧香烧纸拜佛者极多。但是现在寺庙在功能上已经不再把石窟作为重点。“年初的时候一个外地做生意的回来放炮烧纸，是用一个东风卡车拉来烧的。”本地人因为相信这里风水好，都愿意为各种法事尽力。“拜菩萨是有，但是要是说让他们保护石窟，很多人就不热衷了。”释永明对于大足石刻的游人倒并不羡慕，“游客多并不说明人家就喜欢相信”。他自己有QQ号和一辆富康车，长年奔波在大足到内江的庙宇之间，还经常要出去开会，自己种着原来就属于庙里的山上的农田，晒好的花生一粒坏的都没有。“有些人把捐的香火钱寄到宗教局或者高梁寺，我就托村里人买上好的腊肉香肠寄给他们。”

　　“过一两年总有一拨老师，专门为了石窟而来，有照相的，也有只是看看。他们自己来自己走，有的在我这里还住过几天。”按照仅存的一点上世纪80年代的记载资料，当时这里还叫“菩陀岩”，整体算下来应有300多尊大小石刻，但是清晰完整的已经只有几十尊了。当时记载中主佛“第十七龛的观音造像中，两尊观音并立，同着拖地长裙，戴宝珠式冠，配耳环，饰璎珞，腰系垂带，右手高举，左手下垂，立姿于台上。左侧题刻‘敬造□□观音菩萨二身，右第子张□□，妾扬氏遭患，发愿造前件……大和三年四月十五日设斋’。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按照这个年份，这处石刻早于大足石刻，而晚于离其最近丰美繁华却极少人知道的安岳石刻。

　　另一主佛“六号龛为西方三圣图”，也是此次失窃的重点。“中间分别雕刻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菩萨造像。其下为弟子侍者、供养人群像。观音、大势至之侧刻饰七级浮屠塔，龛顶壁饰宫殿、庙宇、仙人、凤鸟，烟云缭绕，一派‘极乐世界’景象，龛前两侧各刻一力士，均裸上身，身着彩带，一手握拳高举，一手握拳下摆，做弓步而立状，体态雄健威武，雕刻极为精美，可谓此中的精品。而‘圣宋壬戌’碑，落款为‘圣宋壬戌中秋初五日志’，也就是宋乾兴元年(1022年)，虽然碑文因岁月沧桑已大都风蚀，但我们可以从现有文字组合中初步推定，此碑应为寺庙明晰产权的一通公示碑。”

　　文物评级和文物普查的真实意义

　　“我早先和你一样，希望大家都来关注爱护石窟，后来觉得，既然尚无保护能力，还不如不要让它们变得太有知名度。”201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雷玉华研究员和其他几个学者去寺里看过石窟，她说，“我当时对于把这处石窟的照片放在网上很有疑虑。”按照已有的文物登记名册，这处石窟既缺乏记载也基本没有什么研究。内江石窟盗窃案隔了两个月就破获了，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实际操作偷窃的人既说不清东西卖给谁，也只得了几千元钱，而被追回的部分佛像送来雷玉华这里做鉴定，按照能够评上的文物等级，再去给嫌疑人定罪。和想象中盗窃者看准了宝物的珍贵才下手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一共进行了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次历时5年，到2011年12月才结束。2012年1月10日内江石窟被盗，而此前，2011年12月9日成立的针对文物盗掘案件的眉山专案组，迄今为止已经破获了100多起此类案件。“文物普查我记得结束时内江就多出了70多个点，至于内在评级之类的还没有做完。对于文物普查得到的信息，我早就在业内提议过，尤其对于石窟和墓葬，一定只能把资料公开在某一个程度以内。不然专家前脚刚走，后脚盗贼就来。现在的普查要求精细，经纬度都标出来了，买家都是紧跟着考古文保新闻的，文保部门还没有做出保护规划，文物就没了。”雷玉华特别不愿意媒体或任何人把新发现的石窟具体地点信息登在网上，自有专业人士的道理。

　　“沱江这一条线，从内江到资中到安岳再到大足，是四川最密布石刻造像但是最不为人知的地方。”雷玉华给四川境内发现的所有石窟挨个做过记录、照相和研究，是四川省对于石窟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很年轻的“大姐大”。四川的石窟虽多，来路却不同。传统蜀道以“金牛道”和“米仓道”为脉络，从王朝核心陕西而来，大佛和石窟都在交通要道和人口必经之处，修建也有赈水等半官方性质，历朝歌颂整修不绝。而另外的以安岳大足为代表的密宗造像一脉，由成都的柳本尊传播开来，本就是隐藏乡野本土，少有文字和史籍记载。按照雷玉华的指点，查找到的关于安岳一带石窟造像的学术文章只有很简略的几篇。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评国宝，四川已经有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这两个，“为了各省份的名额平衡，其他的石窟石刻就没有收入其中”。当时大足已经修通了公路，石刻就在城边，很快就名扬海内。“文革”时期安岳县16米高的大佛头部被砸毁，很多稍有名气或者人口偏多地区的佛窟也毁损了不少。“当时文物的等级注定了它的命运，稍早一些被评为省级以上的还能好一点。”安岳县毗卢洞精美绝伦的北宋的紫竹观音，就没有任何造像具体来源记载。早年当地只有“媚态”“翘脚”“摩登”等诸多世俗的描绘词。因为1956年就是省级文物，虽然“文革”中也被当地人打坏了一只手，但主体完好。住在毗卢洞紫竹观音院里的是一家人，男主人叫袁省吾，每天晚上文物部门的售票员走了，他在这里看庙，从“文革”搬进来住到现在。“原来这里有庙，后来老百姓就都住进来，改成大院子住，岩壁的佛像就是天然的一面墙，打洞架梁自己再建房屋住。只是这个观音太美了，所以一般人不敢动。”

　　文物各自有命运，再一次文物普查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安岳自己的文管队伍现在也不过十来个人。“能自己评个县级文管单位，但是也没人没钱。80年代安岳发现了一大批隐藏在深山中的石窟造像，但是当时的社会几乎完全没有新中国成立初那种宣传和研究的热情了。”安岳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安岳县经过三次文物普查，得到的数据是摩崖造像石窟寺220个，龛窟1332个。对于一个县，近几年评出的国宝级文物也有9处，但是这么大数量的石窟造像，几乎没有见到像样的宣传和保护。安岳县老县城新县城分得很清楚，因为地处山区，经济发展较慢，只有一个老宾馆。即使有沱江沿线最精美巨大的石窟群，这里也几乎对于各个石窟尤其是近10年评为国家级文物的，没有明确的路牌和指示介绍。倒是韩国某地王后被当地学者认为是安岳人，去年几番市长往来，安岳县正在策划的最大旅游项目是这个王后的纪念广场。

　　国宝之不宝：古村落与信仰的现世遗存

　　晚唐特别是两宋时期，安岳、大足两县的佛像已经远远超过北方，成为中国晚期石窟史的代表。“安岳比大足更早期，更精美，但是两地石窟命运迥然。”安岳的石刻全都在乡村内部。这样默默无闻，对于雷玉华来说倒是一桩乐事，她说最喜欢春天遍开野蔷薇的时候，钻进卧佛沟里，抄经研究。在进入卧佛沟以前，并没有任何提示，原来没有常规道路和交通进入。我们好不容易在山区里土路行车四五十里，却只见一条大河往里连成大片湖水，水中还有绵延数十里的丘陵，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只有一条往来于水面上的机动船。“湖里的有几户人家，要出来就是自己划小舟，一般也不太出来，外面也不大进去。”湖面是50年代修建水库形成的，半个多世纪过去，早成了卧佛与外界的屏障。水面有一些当地几户村民自己的小块养鱼养虾的网子，人烟极稀，偶然有白色水鸟掠过。

　　“像你们这样专程来看大佛的外人太少了，只有农历节日的时候，会有安岳本地人包船进去拜佛。”水上走了半个多小时，卧佛依然不见踪影。一个院门口有一个当地人被文物部门雇了住在里面，“家就在沟里，也不用出去”，负责卖门票。但是进门就像进入一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的大树和长满杂乱水生植物的池塘，一个人也没有。往山里兜兜转转，没有一个路牌或像大路的指示，路上有些庙宇的残垣，还有一些像修了一半的新仿古房檐。终于突然见到一片空地以外，对面山崖上侧卧着的巨大美丽的唐开元建造的卧佛。23米的身长，但是实际上延伸起来更觉得站立之人的渺小。加上旁侧后代开凿的罗汉，将整面山可用的岩石都尽数使用了。整个沟里还有不少山丘连绵，许多石棺、未完成和已完成的摩崖佛像与40万字以上的唐代石刻佛经。“卧佛沟里的村子原来有3个。”解宝燕70多岁，还住在卧佛沟里，门口卖票的是她的大儿子，她自己在大佛底下支一个小摊子，偶然来上香的人可以买些便宜的香纸蜡烛。解宝燕说：“这里的人都走了，以前我们就以为这佛是我们的，一个月三个斋日，信佛的人很多。50年代初没有建水库的时候，这沟里人口特别多，刚解放开会就是在这片平地上开的，那时候就把这里的庙改成学校了。”

　　50年代建成水库后，绝大多数当地人移民搬迁，而解宝燕一家原来在山里，就搬到了大佛的下面。老太太很幸福，有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我们这没有学校也没有医院，所以年轻点的，一上学就去安岳县城了。”在1982年以前，这里除了极少数卧佛沟里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地处偏远，又被水库围住，县志只有一句“县北四十里治卧佛”。真正为外人所知，是在1982年文物普查中偶然发现。1988年卧佛院就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到现在都极少有人光顾。“上个月来了两个大学生，画了一个礼拜画。”解宝燕说，“我就每天给他们做饭，让他们住我家，一天给20块钱。”她见人就递水，给人扇扇子。“我们这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个人来，小时候这里的人都是月月拜菩萨。水库把我们和外面隔开了。”但是香摊却永远摆在佛前面，“没人来我就自己上一炷香，烧一点纸。这里也没有什么大的动物，我最害怕的就是打雷。2004年这里给安上红外监控器了，此外也没什么要看着”。

　　和与世隔绝的卧佛比起来，同样是国家级文物，围绕在虎头山上山顶一圈环形耸立的摩崖菩萨，看起来更加寂寞。不通公路，细小蜿蜒的路勉强走一个小时，再顺土路翻越一座小山，再向另一山上爬，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摩崖的全貌。等攀上山顶才见到一个贴上瓷砖的改建的大庙门，细长窗户倒像是过去苏式旧办公楼。里面一位熟睡的妇女任凭5只大狗再狂吠也不醒来。站在山顶向下俯视，蜿蜒的小河流将民乐、新乐等几个错落村庄连通，田地呈现出夏日的不同层次的碧绿，山丘只是将这亘古不变的水米田点缀围绕。妇女终于醒来，睡眼惺忪地问：“是来捐香火的吗？”这个寺院叫茗山寺，本来也是唐代寺院，新中国成立后寺院荒芜，直到90年代，当地村民自己盖了一个寺院，“请了些假和尚来念经，想挣点香火钱。搞旅游”。这古怪的庙就是那时村民自己集资和筹划的，可是连路都没钱再通。这样的庙几年后就被勒令停止，但是说要来改建整修茗山寺的计划却一拖再拖。“我们民乐还是生活得比较好的村，我祖辈在这里从没搬迁过。但是现在只剩下老人了。这里农业条件很好，出稻米，我们一年下来也能得几万元，但是生活你看见了，进城没有路，所以年轻的就出去工作了。”

　　高大的摩崖菩萨和周围的环境完全是一个整体，造型有北宋时期的面部圆润，饰带头冠精细，岩石本身虽然风化出灰白相间的文理，但是佛像的形貌却几乎完美无缺，虽然身姿随意略有倾斜，却更具山野之间的宏丽壮美的动态，至今丝毫没有损毁。沿山顶环绕一圈，5～7米的有8尊，1～4米的50尊，建造年代为北宋早期，俯视山下景象已有千年。和卧佛院不同，茗山寺这几年一直在动工的状态，往山上走的路上修了两座新殿，佛像下部今年初修了石板路，但是真正重视起来却是因为其中一个石窟2004年曾经一夜之间所有的罗汉头都被砍盗，至今没有结果。现在这里搭成一间的房屋，平时紧锁，看守者自己习惯性的让来人捐香火，但已经没有信仰的影子。

　　收藏市场之暴利与非法化

　　“石窟被盗用的并不是什么先进武器，还是最传统的凿子。”内江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针对内江被盗的石窟说，“如果盗窃分子采用电器化的工具，便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容易被人发现。盗窃犯罪分子中应该有人是做过石匠的，或者说对石雕很熟悉。这些摩崖造像都是高浮雕，他们连着崖体的部分其实很少，加上千年的风化，已经很不牢固，就是你不去凿，个别的也会自己滚落下来。熟练的石匠都知道，石头这东西，如果顺着缝隙裂，在每一尊佛像的身后边开很窄的两道口——2～3厘米的口，再一用力气，造像就会顺着裂缝分裂开来，所以每一尊佛像就被完完整整凿下来，是很容易得手的。”2012年1月10日早上当地村民报过案之后，刑警即对现场做了一番侦查。就刑警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DNA、相同的烟头等)和对作案方式方法的研究。这伙人一般先以旅游拜佛为名，实际踩点，用GPS或地图定位，再选择下雨的夜晚作案。公安机关认定这起案件与去年12月19日发生在丹棱的一起盗窃案件为同一伙人所为，因此作并案处理。2011年12月15日，四川丹棱县双桥镇黄金村刘嘴的一座唐代摩崖造像如来佛祖，一夜之间遭遇“斩首”，2011年12月19日，眉山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专案组专门负责调查此事。四川省文物局工作人员说：“在今年2月，这起案件的罪犯已经落网，文物也部分被追回。但由于这起案件还未完全结案，所以追回的佛像暂时由公安机关保管。具体哪些佛像被追回了尚不清楚。”这种文物被盗案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案件连失主都没有，无人报案，无人知其来路，也从未在档案中存在过。
　  尽管海外拍卖的中国石窟造像身价极高，但国内却很难依此定价。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凡是石窟和地下这两大项都属于文物，国家所有，私人买卖是绝对禁止的。然而就是这种“占有即非法”，反而让石雕石刻的利润暴增。第三次文物普查刚刚结束就成立的专案组，至今已经打掉了长期在省内流窜作案的5个盗掘文物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27人，追缴失窃文物300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1件，省级文物53件。案件中犯罪分子多由惯犯、附近的石匠、少数文物贩子组成。一位专门从事石雕像收藏的买家说：“很多是买家先看好，再通过中间人去盗窃的，一般只能抓到盗贼，他们自己才收很少的利润，有个盗贼盗了20多个佛像才挣了6000块钱，而他们根本不知道佛像会卖到哪里，只有一层层的上线。”“盗贼偷了这个以后没法出手，到哪卖都会被抓。”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买方市场，由下一个接手的买家喊价。“这就是心理战了。”因为违法而只能低价流转的石刻，一旦出国门就是另一番景象。“中国人收藏传统里，对于张大千的画多少钱一尺，是一直有衡量标准的，但是对于石刻造像却一直缺乏真正的判断标准。”长期在海外博物馆专门做中国石刻名录收集的“雕塑痴老杨”是多年的石刻收藏家。

　　现在的中国石刻价值判断，还是依靠欧美建立起来的定价体系。“中国从乾隆《石渠宝笈》起，收藏观里就没有石刻雕塑，佛像都是铜鎏金当做偶像崇拜，并不是雕刻品本身。”至今做石刻收藏的人手一本苏富比[微博]，就能对国际市场上能流通的石窟造像略有了解。“但问题是能拿出来流通的石雕，都是国外的私人收藏，等级有限，欧美大博物馆里的中国馆，石刻部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跟昭陵六骏中两骏在宾夕法尼亚一样，是它的镇馆之宝，很难去估量价格。”而国内对于石窟的认知，“还是来源于敦煌那段屈辱史。我们觉得王道士被人骗了，谈石窟谈到现在。因为我们以前和世界对艺术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天然懂得字画瓷器，是因为要和皇权文化共同欣赏，雕塑的美这一个世纪前才渐渐进入国人视野”。国内大多数博物馆的对于石刻，基本上用以前文庙里的碑、桩、石狮子为装饰性点缀，1997年保利才有了石刻部。现在很多民间博物馆以石刻为主，在老杨看来也有其根本原因。“你买了，但是不能流通不能拿出来，但你办个民间博物馆，请政商名流来剪彩挂牌，利国利民，你这些东西起码能见光了。”

　　更深层次的中国买方的心理，和近年来国内外文物价格形成了奇特的倒挂现象有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有了自己的古造像市场，拍卖会上，还是以港台藏家为主力，现在这个最大的市场还在广州，当时买了就直接送去香港了。现在才有往北京转移的趋势和迹象。现在的海外大型拍卖会，80%都是来自大陆的买家。传统的瓷器字画市场，现在国内收藏价格比国外还高，在外面买的东西拿回来还能获利，这和以前的市场相反。只有石刻在国内无法真正上市，如果进入海外市场将是一笔巨大的暴利。”最早研究中国石刻造像的是瑞典人，而此后中国内忧外患的一个多世纪里，石窟始终代表着西方文化观。“到今天国博新馆才新收了东南亚等一些地区的东西，我们才有博物馆要博全世界最美好之物的理念了。”老杨感叹，“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石窟的造像如果不和旅游创收挂钩，那么仅仅从审美、艺术角度是无法得到他们的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