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马俑

　　1979年10月，位于西安市区42公里处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开放前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访华，他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坑的发现堪称第八大奇迹。”

　　30年前，兵马俑博物馆还是一片田地，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西杨村的农民在打井时挖出了秦俑的陶片，从此，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奇迹制造了更多未解之谜

　　如果把兵马俑和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放在一起，可能看不出兵马俑在艺术方面的精美，兵马俑胜在“奇”上。它究竟是怎样的奇法？刚刚退休不久的兵马俑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先生，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口吻说——

　　“我也作过一些思考，为什么说兵马俑是个奇迹？我总结出了三个字：大、多、真。大就是陶俑像真人真马一样大小，过去我们在博物馆里经常看到一些陶俑，但都比较小，一般都二三十厘米，最多也就六七十厘米。兵马俑真人一样大小，在感官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感官上发生一定变化，它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量和艺术上的崇高感。兵马俑1、2、3号坑出土的达到8000多件，仅1号坑就有6000多件，大气磅礴。邓小平当年看到后一直感叹‘不得了，不得了’。”

　　从兵马俑发现开始，袁馆长就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别看挖出来的文物有8000多件，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得很具体。他介绍说：“兵马俑都是一个个雕出来的，不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塑的人很多。据我初步统计，发掘和修复过程中，发现制作者的名字有87个，这些人都是老师傅了，下面还有一些徒弟，我推算一下，一个老师傅带着10个徒弟，就是870个人。我估计有上千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在中外雕塑艺术史上这都是奇迹。由于制作的人很多，一个人一个风格，有中央宫廷的工匠，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一般人看兵马俑觉得都差不多，由于我们搞的时间长，能看出是什么人做的，宫廷工匠制作的作品从形象来说都是大力士，非常英武；来自民间的工匠制作的风格比较清新活泼，高矮胖瘦都有，这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从整体看，宫廷工匠的技艺水平高一些，比较熟练一些。民间工匠水平有高有低，这主要体现在身体的比例上，比如胳膊的长短不一，手的大小不一样。另外从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水平的高低。所以，希拉克提出了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

　　在兵马俑发现之前，一般的中国通史书上都没有把秦作为一个单独朝代来介绍，由于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所以，专家都把秦和汉归在一起，统称秦汉史。甚至在学术界从来没有一本关于秦代的专著出版。兵马俑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张文立教授介绍说：“兵马俑的发现，加上它的名牌效应，引起了国内历史学界和文化学者对秦代历史重新注意。过去的中国通史秦代只占很少的一点，有的学者写秦汉史，秦代只占一章，秦代历史没有专著，兵马俑出来以后，学者们重新注意了秦代历史。现在秦代历史已经出版了两本专著了。一本是我们编的《秦帝国史》，另一本是林剑明先生写的《秦史稿》。在关于秦始皇的重新评价问题上，我们写了一本《秦始皇评传》。”

　　在研究秦代的历史方面，兵马俑的发现使它突飞猛进，比如对古代军阵的研究，在军事史上有很多参考价值。关于古代军阵的记载，古书上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可具体阵型怎么排列，史书上缺乏具体描述，兵马俑发现以后，提供了很生动的具体例子。

　　当然，出土文物在证实一些史实的同时，也同样给专家学者带出更多的问题，兵马俑由于其特殊时代、背景和出土量之大，它制造出的未解之谜远远多于任何出土文物。这些谜团涉及到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袁馆长说：“过去认为中国的雕塑艺术是在南北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兵马俑发现以后，可以看出中国的雕塑艺术远在秦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古代民间雕塑有六法，堆塑捏贴画刻，兵马俑上都有。另外从雕塑风格上讲，秦的雕塑艺术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高度的写实，秦俑不是这样，它写实，但带着一定的写意。”

　　在兵马俑出土的青铜剑上，可以看到，这些剑出土时候都非常锋利，基本上光亮如新，有的根本没有生锈，制作得也非常规整，经过检测，它表面上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根据以往的记录，这种技术德国在1937年发明，美国在1950年发明，但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就掌握了这门技术，真是冶金史上的奇迹。“出土的青铜剑在古代到底是怎样的工艺流程？有人做过各种模拟性实验，北京冶金技术研究院做过一个实验，用老陈醋、土硝和铬矿石加在一起加热，加热到800度，变成液体，涂在剑的表面。他们的模拟实验我看过，但是古代是不是就这样做的？不清楚。有人还用蓝宝石在剑的表面上摩擦，可以把铬涂在剑的表面上。这个样品我看到了，也不错。但古代是不是这样搞的，也很难说。”袁馆长说。另外，像出土的铜马车，一辆车有三千多个零部件，组合起来非常复杂。它的车盖有2平方米，薄度有2～4毫米，是浇铸成的，这对温度的要求非常严格，过高过低都会“千疮百孔”。还有车上的伞，首先浇铸成铜块，边上用锻造技术，这涉及到合金量的比例，如果含锡量过多或过少都不行。

　　袁馆长还介绍：“兵马俑的制作也是个问题，这么大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现在做都是分节做的，烧出来之后堆在一起的。那时候是整个烧出来的，有两个问题不好掌握，泥巴从湿到干的收缩比怎么掌握？烧制过程中软化到硬结的收缩比例怎么掌握？还有兵马俑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薄厚同时放到窑里烧，怎么掌握火候？还有泥巴，掺的石英砂的比例怎么掌握？”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在当时都是怎么解决的？至今还没有搞清楚。

　　假如从人类学角度看兵马俑

　　陕西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赵宇共先生是研究人类学的专家，他曾经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出了两本关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小说《走婚》和《炎黄》。他认为，应该通过考古和史学研究把历史还原出来，让人们更具体地了解这段历史。他说：“我们挖出兵马俑，都特别兴奋，证明中国人的智慧和过去的辉煌，民族文明的伟大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第一，如果我是一个秦代的百姓，我愿意活在秦始皇这种制度之下么？我肯定不想。第二，我们总是从今天的角度和关系想得很多，没有把历史上的遗物还原到历史状态中，去理解它对当时的人、它对整个秦朝体制甚至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70万的劳工，那么为这个劳工服务的又是一个多大的后勤系统？秦代经过多年的战乱，刚刚建立起国家，百废待兴，那么这个帝王就是为了他死后的住宅动用了倾国之力，这样的一种做法，对秦朝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显的——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种灾难。长城还可以保护农耕文明，陵墓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很少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学者不从这个角度来谈？”

　　赵宇共一直研究上古文化，谈到半坡文化，他说：“比如半坡遗址的研究，研究了半个多世纪，研究报告也就是石斧、墓葬以及多大的尺寸，始终没有把它还原到历史之中，当时的衣食住行是什么？很少提及。我们研究历史绝不应该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我们是想能够理解我们的前人是怎么走过的这条道路，他们有哪些教训，他们有哪些智慧、经验、财富，他们有哪些教训和问题没有克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国际上为什么对玛雅人的消亡感兴趣？就因为那是人类的一场灾难。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模式下才导致了这场灾难？我觉得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重大的人类文明，中国学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去看它在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兵马俑是怎么产生的，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赵宇共认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在学科设置上不太科学造成了研究上一直没有更新的突破，30年来对兵马俑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结果。“中国学者对兵马俑的研究，分析得多，综合得少，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具体一个问题，一把剑，它的工艺，一个泥俑塑制的过程，这些完全应该研究，也必须很细地研究，我们在细的研究过程中，到了一定程度应该反过来从整体把握，把它整合。我们对兵马俑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因为任何一个东西的形成都不是简单的。这就涉及到国家在学科设置上不太重视多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只见物不见人。我一直不明白，做这么大规模的陶俑，为了代替人殉？还是为了显示秦朝的武力强盛？还是觉得六国的不安全，起到震慑作用？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少。我觉得这可能跟历史学者的知识结构有关系，他们就不想这些问题。另外，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博物馆，发现一个新文物，在自己没有搞出结果之前是不许别人接触的，做出来是自己的成果。像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应该有更多学科来介入，可能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大的帮助。兵马俑学界开会往往是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互相之间都不太交流，更别说跟别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了。”■

　　秦俑发现，农民发财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临潼参观兵马俑博物馆时，专门到与博物馆有一墙之隔的下河村一趟，与那里的农民进行交流。

　　在兵马俑博物馆的西侧，有两个村子，一个是西杨村，一个是下河村，如今西杨村由于兵马俑的发现和兴建秦陵遗址公园，已经“缩水”得所剩无几，不少农民搬到了兵马俑博物馆的东侧居住。记者在这两个村子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耕地不多，据村民介绍，原来耕地有很多，虽然现在每家都有耕地，但面积比以前少多了，大部分农民都借助兵马俑和秦陵一带的旅游景点做起了生意，有开饭馆的，有开车的，有做建筑工的，有做导游的，有卖纪念品的。总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跟当地的旅游有关。靠着旅游业，农民逐渐富裕了。

　　而30年前，这里很穷，农民一天的工分是7个，当时外地姑娘都不嫁到这里，年年都没粮食吃，而且这里极度缺水。3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让这两个村子发生了巨变，有的农民买了两辆汽车，村里所有人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在村子里，记者遇见了一位老太太，她在缝制手工艺品，她说一天能缝5个，一个可以卖5元钱，而且这个工艺品很好卖。

　　张文立教授说：“兵马俑的发现对临潼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一，我们除了给国家交钱外，也给临潼地区交钱。第二，当地农民都在外面做生意，卖旅游纪念品，挣了很多钱。1980年我刚来时候，外面什么都没有，后来有一个农民，逛了一次乾陵，看到有卖背心(T恤衫)的，他拿回来卖了80块。那时候的80块钱可不得了。那时候我没地方住，就住在村里，大家听说一件背心卖了80块，都很惊奇，我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75块。后来就有很多人都干这个事情。现在临潼有个纪念品公司，自己搞一些仿制的纪念品，很多农民确实靠它富起来了。”

　　克林顿在参观兵马俑时，说了一句话：“兵马俑很了不起，发现兵马俑的人也了不起。”到兵马俑参观的外国元首有很多，但是像克林顿这样指名道姓要见发现人还是头一次。于是，当年兵马俑发现人之一的杨志发有幸见到了克林顿，而杨志发被确定为发现者，《三联生活周刊》1994年在正式出刊前的试刊号曾起过很大作用，这一期老人曾成为封面人物，由此增加了传播力。

　　关于兵马俑的发现人问题，前段时间陕西的媒体曾有过不少报道，这主要是杨新满等几位农民上书要求给一个名分，使这个话题又被提了出来。

　　那么，当时发现兵马俑是什么情况呢？据袁馆长回忆，当时西杨村打井，有三个生产组，每个组两个人，杨新满当时是政治队长。陶俑挖出来之后，他们不认识，到处乱丢，后来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让农民用架子车拉回去，当时送的时候就有杨新满。关于发现陶俑的问题，袁馆长说：“在此之前，农民三十多次看到了陶俑，但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74年还是这个情况，发现之后还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老太太还烧香磕头，说是瘟神，把俑头敲碎了，有的放到田地里当成稻草人赶鸟。我当时去的时候，从马路边上、垃圾堆里拣出很多陶俑残片，从废品收购站里收回了很多铜箭头。”张文立教授说：“关于发现文物的奖励问题，《文物法》上规定得非常清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严加保护，给与物质或精神奖励。对他们来说，是看见文物了，但是既没有保护也没有上报，所以不应该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比如说前段时间陕西眉县农民发现二十多件西周青铜器，当时这几个农民决定，土不挖了，及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而且5个人连夜在这里守着，跟村里什么人都没说，最后国家奖励这5个人十多万元。”

　　全国每年发现的文物有很多，有些是考古工作者在挖掘时发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们在无意中发现的，但是没有人提出发现权的要求，国家也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所以，当这几个农民提出这个要求时，有关方面的答复并不让他们满意。据袁馆长介绍，最多的时候，在兵马俑博物馆里外有四五个人在签字售书，而且都说自己是发现人。

　　实际上，人们比较认可的是杨志发，当记者见到这位当年发现者时，提出要对他进行采访，没想到被他断然拒绝。问他为什么不接受采访，老人家只说了一个字：“烦。”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人如此烦心呢？显然是其他农民在最近为争夺发现权让他感到不快。毕竟克林顿接见过他，日本NHK电视台还把他请到日本讲述当年发现兵马俑的过程，他对上面是否给他发现人的名分已经无所谓。但由于其他农民对发现人的异议，让这位整天坐在博物馆商品部悠闲地签名售书的老人变得有些不安。

　　记者随后又找到杨新满，这位老人同样表示出不满，他说，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一共有9个，现在只剩下4个了，他希望有生之年能得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结果。

　　为什么这些人对“发现人”这么看重？张教授说：“还是利益的驱动。”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在1号坑当年打井的地方标明发现人的名字，颁发发现认证书，并给与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补偿。对此，袁馆长说：“我们只能说，是农民打井时集体发现的，而且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30年中的一次学术争论

　　1984年，一位叫陈景元的人在《大自然探索》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兵马俑的属主问题提出质疑。他认为兵马俑的属主不是秦始皇，而是宣太后。这实际上把兵马俑的时间推前了近100年。后来，从俑坑里发现了吕不韦戈之后，这次学术争论才得以平息。谈到这次学术争论，张文立教授回忆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央认可的，叶剑英题的名字，所以比较慎重，他的文章没人敢给他发。他的证据是宣太后的墓就在这附近；第二是秦俑的头发扎起来，是楚人的风俗，宣太后是楚国人。第三是秦昭王55年亡，宣太后执政四十多年，宣太后是有名的女王。”

　　后来，陈景元找到张文立，说于光远、胡乔木都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胡乔木批示可以算作一家之言发表。“后来我们那次研讨会写了一个纪要，陈景元说写得不留余地。他现在还在弄。”据张教授介绍，目前陈景元正在写一本书，全面阐述他的观点，这本书有60万字。“秦俑坑里面有吕不韦的名字，吕不韦比宣太后晚多了，他说他能解决，我不知道他怎么解决。”张教授说。■

　　“发现人”之利

　　由于“发现人”签名售书已经成了兵马俑旅游点的一道景观，但也常常因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在采访杨新满的时候，由于签名问题，导致游客与玉器店的服务员争执起来，引起众人围观，这非常影响西安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兵马俑博物馆，一些“野导”(即没有经过培训考核和颁发上岗证的导游)利用种种欺骗和暗示手段让游客去买杨志发签名的书。在博物馆内，记者尾随一个旅行团的后面，听到导游如此介绍：“这里就是当年农民打井发现兵马俑的地方，当年发现兵马俑的人，现在只剩下杨志发一个人了，他现在已经退休，是咱们馆的名誉馆长，(当记者与袁馆长对证时，袁馆长说：“名誉馆长只有我一个人。”)享受馆长的待遇。杨先生平时特别忙，要参加学术活动和接见外宾，偶尔到馆里签签名，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其实杨志发差不多天天都在)，我们一会到后面看看。”“野导”之后删繁就简，没一会儿就把游客带到了杨志发签名的地方，一进来就惊呼：“你们今天真幸运，他在这里。”之后“野导”介绍，杨志发面前摆的关于兵马俑的画册只印了3000本，马上就卖光了。实际上，这本没有标出定价的画册在西安的旅游点到处都是，而且每个地方定价都不一样。

　　其实，杨志发作为兵马俑的发现人之一，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馆里签名售书。但是经过“野导”的蛊惑，这里面便多了一些欺骗的成分(每卖出一本书，导游也有回扣)，这对杨志发本人的声誉也有负面的影响，更别说西安的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