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山图（国画） 1960年 傅抱石

　　延安（国画） 1964年 傅抱石

　　在中国画领域，“写生”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一方面，须秉承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另一方面，如何将采风写生成果转化为具有独特艺术语言的创作，也在考量每一位艺术家。本期选择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不同科目，既包括“两万三千里写生”的20世纪美术大家傅抱石的写生作品，也呈现活跃在专业创作领域的画院学术带头人张伟民、王学辉、陈争的作品与创作理念，以期引起更广范围的讨论。

　　一部美术史是由美术家及其作品所写就，而美术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则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当我们回眸历史，不难看出，那一个个代表时代的大师宛如一座座里程碑，铺开了美术发展的历程，他们在时代的节点上，以自己的思想、情感、探索、创新体现了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我们研究美术史，最为直接的是从研究上述具有标志性、典范意义的大师入手，从作品的图式到内容，从时代背景到自然地理，从艺术家个性到民族文化的集体精神……由此，我们将会在一个广阔而深远的文化时空来审视艺术现象，在比较中确立艺术家的历史坐标，为承前启后的艺术生态而书写史章。

　　20世纪50年代，社会伟大的变革给中国带来了万千气象，也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创新从思想上找到了源泉，在人物画、山水画方面尤为突出的是，如何将传统的技法汇入新时代、新生活、新山河、新审美的艺术创作中。就山水画而论，深厚传统所积淀的皴、擦、点、染等技法不仅是历代画家在观察、体悟、表现自然中的集体智慧，也渗透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诗学，它是人文、山水精神的形象表征。从画工之“工”，从文人之“文”，从能品、神品到逸品，中国绘画建构了宽泛而谨严的创作与审美体系。然而，“笔墨当随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和党的文艺方针的引领，使艺术家们自觉深入农村，走进工厂，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表现生活。而最为根本的方式是“写生”。这为艺术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即：融古人之程式于对景写实之中，在古法洋溢新的生命气息之时，笔墨也折射着传统的意韵。

　　傅抱石正是在这历史交汇点上的一位大师。

　　抱石先生深厚而博大的文化修养，对时代精神深刻而敏锐的感悟，与生俱来的灵敏而豪放的天才之性，是他在自然面前能顷刻间顿生灵感，调动一切知识积累，从容挥毫，落墨成“大象”的独特素质。在他的世界里，原始意象、晋唐风范、宋元高境与江南丝柳、山峡烟云、天池林海，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朦胧的交错；王希孟、董源、范宽、米南宫、黄公望、石涛冥冥之中与他对话。

　　抱石先生于1950年至1962年的12年间，画南京、画东欧风光，画革命圣地韶山，对河南、四川、陕西等六省进行二万三千里写生，在浙江、江西旅行写生，搜尽奇峰，创造性地表现了古法中未曾表现过的哥特式建筑、水电水坝工地、欧洲城市广场、煤都等等。这些题材中的理性线条和空间透视，被有秩序地精妙刻画，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皆统一于“往往醉后”的浪漫主义的天才表现中。他提出“游、悟、记、写”四字诀，既是对绘画过程的总结，也反映了画家主体意识在创作中的能动作用。他画飞泉，若九天银河；画林海，则苍茫浑然；画群峰，山舞银蛇；在天地交接、乾坤气动的笔墨表现中，激活了“披麻皴”“泼墨”等传统技法，形成水墨色一体的“抱石皴”“傅家山”，这恰恰是文化自信和精神自在所建构的艺术本体。天与人于此成为心与象的视觉表达。所谓“创新”，非仅囿于题材、内容，亦非唯笔墨，乃在于形式之于内容、技法之于题材的创造性表现。当然，这“表现”深深烙上时代的印痕，成为艺术家风格的标志。

　　傅抱石，一位独步画史、独树一帜的天才，其艺术不可模仿。那诗酒风流、挥洒淋漓、文意浩荡、真宰上诉的画作是20世纪留给历史最为珍贵的文化财富之一。

　　中国美术馆有幸得到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先生鼎力支持，从院藏380余件傅抱石作品中精选80件写生作品展示于此，成为2015年中国美术馆“弘扬中国精神”系列展览的开篇之展。相信它不仅会给广大观众带来艺术美的享受，更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如何在生活和大自然中吸取养分、获得灵感而创作出不负时代的力作有启迪作用。